研究者通过直觉认识事物并非没有推理过程，只是省略了推理过程，依赖的是过去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如老子言，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50] 习近平：《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1月2日）。

如前述，这一原则固然对于抵御外部强权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若不加限定，就容易为内部和外部分裂势力所利用，如台独势力借口全民公投，实则只是台湾住民公投，实现分裂祖国，而霸权国家打着民族自决与全民公投的幌子干涉他国内政。[58]哈贝马斯在拾得语用哲学利器之后，揭示了人的交往本质，希望以此重振公共领域来抵御自由契约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用理性交往法则来指导个体与个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理性相处。三是议会公决原则，即多数人的自由意志。据此理论，传统的空间秩序是一种自然秩序状态，这种自然秩序，可能如卢梭所想象，非常淳朴与良善[6]，也可能如霍布斯所描绘，是一种人人为敌的丛林状态[7]，故而需要告别自然状态，转型到文明秩序状态。柔性台独的一系列行为之所以难以辨识，主要是因为它在话语与行动策略上的隐蔽性。

如此一来，两岸统一是对连属关系的承认和保护，而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以新旧殖民化方式掠夺各国，而是同相关国家确立和加强彼此的连属关系，共建分享未来的共同体。无论是共同的语言，还是共同的历史命运与记忆，都非交往理性可独立构建的。宪法至上理念落实到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之中，就是必须成功树立宪法权威，形成以宪法权威引导所有政治过程和法治的稳定秩序。

所以，无论是洛克，还是卢梭，都假定了一个平等的自然状态，这成为人类走向政治社会的基本前提。我国宪法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逻辑，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法治建设中坚持人民中心地位的有力保障。这表明我们已经展开了制度程序建构的探索，方向就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内建立一个集中、统一、权威、专业、高效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由隶属于全国人大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导合宪性审查工作。我国正在建设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制度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宪法法律的作用，从制度层面说明了中国为什么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阐释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根本原因和根本保证。从历史上看，正是在商品经济开始发展之后，近代政治和法治才开始发生变革。

这也是提炼出中国制度优势强大解释力和说服力的基础，也是改革的突破口。习近平指出，法治是国家治理过程中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的途径。党的历史上有著名的窑洞对。从清末开始，中国推动立宪已经有一百余年的历史。

一方面，宪法直接确认了一系列公民基本权利，使之宪法化，成为明确的公开的普遍的宪法权利。这就要求正确认识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习近平说：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要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是，寄期望于立法者制定一部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宪法，便成为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共识性主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表现在依法治国被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所以，宪法至上确保了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真正主导性和决定性地位。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在中国，坚持宪法至上，可以防范我们在政治发展和法治建设过程中出现根本性、颠覆性错误。这个逻辑正是近代以来社会契约学说的结论。习近平反复强调现行宪法是一部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到本世纪中叶，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当下中国政治发展和法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确立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相反，制定一部根本法并确立其至上地位，正是近代以来的政治文明成就。

其次，宪法至上确保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人民性。他们试图实现宪法体系的封闭性，并借由这种封闭性排斥道德价值的作用，这是很难成功的。

然而，宪法权威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宪法实施机制仍有待完善，宪法监督保障制度尚未有效建立起来。因此，维护宪法权威，实际上就是维护立宪政府的权威，维护政府治理体系的权威。

以宪法为基础，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开展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概括、新归纳和新总结，进一步深入理解三者有机统一的内涵，阐释三者有机统一的结构，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来说十分重要。其次，宪法至上确保国家治理的组织性与有效性。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质言之，民主是宪法的本质属性。这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演进逻辑。

然而，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公共权力不仅要受到法律约束，还要服从于法所表达的特别是宪法所表达的权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宪法法律和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把制度建设摆到突出位置，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在我国，宪法规定了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决定着我国国家机构在运作时的一元化、集中化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坚持宪法至上也就找到了确保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人民性的根本制度通道。

从根本上说，近现代法治实现了权力的非人格化结构。其中，一个根本性原则就在于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理性，以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制度的积极性功能为基础，逐步实现国家现代化。如何科学理性地、客观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这就要求将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根本意志的宪法作为最高权威，确立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充分发挥宪法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中的根本法地位。尽管欧洲政治史和法律史上一直存在着强烈的契约观念、契约传统，但真正实现从身份到契约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坚持宪法至上的法制地位，突出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作用，必须创新宪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与法治中国的关系，根本出路在于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宪法秩序建设的有效结合。现行宪法同样发挥了赋予政府治理体系正当性的功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主张，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宪法至上原则有效回答了一系列重大法治问题，有利于始终确保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与宪法保持高度一致，化解宪法、人民意志与党的意志之间可能出现的关系难题，从而有利于党的领导和长期执政。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坚持宪法至上，树立宪法权威。从根本意义上看，宪法至上既是最重要的法治主题，也是最关键的政治主题。